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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五年,伊朗是否会做出改变?

时间:2015-11-26 19:49来源:未知 作者:“中东计划”主任 点击:
未来五年,伊朗是否会做出改变? 2014年3月26日,中东计划在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伊朗举行三次会议中的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旨在探索伊朗在鲁哈尼政府的领导下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
 
未来五年,伊朗是否会做出改变?

2014年3月26日,“中东计划”在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伊朗举行三次会议中的第二次会议,此次会议旨在探索伊朗在鲁哈尼政府的领导下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鲁哈尼执政后,与之前的两任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Ali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和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一样,努力调整伊朗的内外政策,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伊朗的内外政策错综复杂,鲁哈尼政府决定努力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伊朗核问题协议有助于解除对伊金融和银行业的制裁,开启伊朗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第一步,伊朗也开始重建经济这一艰巨任务。不仅如此,如果核问题得以解决,也有助于解决伊朗和美国之间其他的问题,那么鲁哈尼便能够抽出更多的精力来解决国内问题。

本书汇集了第二次会议中的文件。调停人绍尔·巴克哈什(Shaul Bakhash)罗列了鲁哈尼在未来实现目标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首要问题及重重困难。伯纳德·乌尔卡德(Bernard Hourcade)分析了伊朗下一届议会选举可能的结果以及出现新的中间派并得到最高领袖支持的前景。毕杰恩·凯杰普尔(Bijan Khajehpour)利用经济数据预测了伊朗未来五年经济发展趋势。罗伯托·托斯卡诺(Roberto Toscano)对未来伊朗政坛温和派和保守派的力量对比做了分析。罗宾·怀特(Robin Wright)最近从伊朗回国后,总结了对伊朗政治和社会的一些观点。
 

前言

绍尔·巴克拉什,乔治梅森大学历史学教授,威尔森中心前学者

伊朗再次被推上风口浪尖,现在讨论伊朗未来五年的发展情况正合时宜。伊朗新一届政府中很多人都参与过过去的改革运动。虽然这只是猜测,但很明显,哈桑·鲁哈尼总统和他的团队都希望以下三个重要领域改革:第一、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第二、摆脱公有制经济的束缚,开放私营经济、引进外资,着手解决上届政府遗留的大量经济问题;第三、放松对政治活动和言论的控制。

在这三个领域中,鲁哈尼总统的工作重心在对外关系和核问题上。在核问题谈判中断多年后,伊朗官员们现在开始重视和P5+1国家(译者注:“P5+1国家”指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罗斯和德国)的谈判。伊朗总统鲁哈尼及其外长穆罕默德·贾瓦德·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均向欧洲各国抛出橄榄枝。鲁哈尼表示,发展国内私营经济十分重要。并且,种种迹象表明,鲁哈尼政府正重启上届政府批准革命卫队商业机构签署的大型建筑和油气合同。鲁哈尼曾公开表示要终结诸如利用安全部门监视社会,限制访问互联网等之类的“安保政策”。事实上,除了释放大量政治犯、大幅放松新闻管控外,鲁哈尼并未全部兑现其政治自由的承诺。但重要的是,鲁哈尼及其内阁成员依然在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伊朗前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执政八年间,安全机构严重扰乱了伊朗人民的正常生活。

当然,伊朗领导人此前也推行过此类改革。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总统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执政期间,也曾谋求实行更为务实的经济和外交政策,放松社会管控(不包括政治管控)。为伊朗人民谋求法治和自由是其继任者穆罕默德·哈塔米的执政纲领。在哈塔米八年任期的第一年,伊朗政治空前开放。政党组织和社会团体纷纷成立,行业协会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大量新办报刊和杂志率先激烈地讨论了伊斯兰政府统治下个人权利、宗教和国家的关系以及限制最高领袖的权力等问题。然而,这些改革尝试困难重重。拉夫桑贾尼总统的改革措施在第二个任期内受到阻挠;哈塔米总统也遭到很多保守派的强烈抵制,其政治自由计划也因此告吹。

伊朗这两位总统为改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发展方向所做的尝试也并未完全失败。伊朗再也不是20年前的老样子了。伊朗女性虽然仍然受到严格的限制,但相比20年前,她们已经自由多了,而且在社会上也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09年伊朗大选期间,很多人认为选举受到了人为操控,随后伊朗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很明显,选民们依然很重视手中少得可怜的选择政府的权利。同样地,2013年鲁哈尼政府上台后几个月,以前一直受到政府管控的媒体很快利用政治管控放松的机会行使自己的权利。

然而,这两位总统都试图进行彻底的改革(哈塔米的改革最为深刻),但这并未能改变保守势力抵制改革的决心。可以肯定的是,保守派依然是伊朗政治改革最大的障碍,他们依然控制中着伊朗最重要的政府部门。

这意味着,鲁哈尼在尝试谨慎地调整外交政策、重新引进合理的经济管理方式以及恢复伊朗人民些许政治自由的过程中,面临着非常棘手的难题。批评人士曾阻挠鲁哈尼与P5+1国家就核问题达成协议。司法和安保部门蓄意阻挠其政治自由计划,拒绝释放大量政治犯。鲁哈尼试图限制经济领域半国营机构的权力,减少补贴,引进外资,这一切都遭到了强烈抵制。本届温和的改革派总统能否彻底完成自己的改革计划?或者,伊朗是否会重蹈过去的发展模式?改革派总统最初的成功是否会因保守派的抵制而遭到破坏甚至被彻底颠覆?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下届议会选举的模式

威尔逊中心国际学者,法国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伯纳德·乌尔卡德

伊朗是一个共和国,当然,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共和国。但这个共和国的成长深植于长达35年的政治抗争、选举舞弊和多级专制统治。

在伊朗,虽然每次选举都存在舞弊问题但它依然非常重要。2009年大选事件说明公平选举已成为伊朗重要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人们甚至能从内政部发表的官方数据看出这些数字背后的政治因素。

哈桑·鲁哈尼总统执政的四年让伊朗迎来了真正的转折点:这就是自1979年以来,伊朗和美国首次举行实质性双边会谈和谈判。伊朗与“P5+1国家”达成核问题框架协议虽然成败难料,但至少为未来发展双边关系奠定了基础。

下届议会选举将于2017年春与总统选举同时举行,因为国民议会必须保证政府继续履行此前达成的政治协议,所以下届议会选举极为重要。伊朗各政治派别都在为这两次选举摩拳擦掌,希望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推动(也可能是阻碍)伊朗成为中东地区和平稳定、政见统一、国家富裕的共和国。

决定选举的重要因素

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伊朗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其实不然,因为即使地方势力强大,但德黑兰的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和大字不识的俾路支人以及库尔德农民全都支持改革派候选人。经历了九年议会选举后,议员们在社会和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在伊朗早已深入人心,最重要的是,他们给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比如改善当地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增加就业、促进经济发展)。实用主义与地方主义相互结合,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派别,这已在2013年6月总统大选中得以体现。

大城市和农村的差异似乎并非是2013年伊朗人选择总统侯选人的决定性因素。现代化城市中心和广大郊区(伊朗有20%的人口生活在郊区)之间开始出现的社会政治分歧似乎更具决定性。德黑兰的例子(见下图)广为人知,并且和上次总统选举的结果一样,再次证实了政治分歧的存在。

“西化的”伊朗资产阶级和新兴伊斯兰精英(或中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不再是选举的决定因素。2009年选举之争表明,主要的政治分歧出现在这个伊斯兰共和国统治核心的内部,即在政治上切实合作的(虽然很有限)新旧统治阶级与中产阶级。

现在,这一重要的社会群体主要由“霍梅尼之孙”和1979年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人构成。这一几乎无人知晓的社会群体打着伊斯兰和国家机构的旗号,试图让伊朗融入全球化。这一群体的政见是非常多元化的,他们既是伊斯兰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同时还支持伊朗对外开放。

哪个强大的政治势力希望达成共识?

鲁哈尼与各政治派别达成共识后,各政治派别扮演的角色开始改变。内阁事实上已成为几大政治派别的联盟,他们支持新政府以及在最高领袖领导下的对话机制。在目前形势下,制裁问题和即将达成的核协议让这个复杂的国家联合政府,变得更加让人难以捉摸。少数伊斯兰强硬派(主要是抵抗阵线)已成为真正的新反对派。

这些伊斯兰“茶党”非常活跃,但在目前的议会中仅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席位。他们不仅得到了一些实力雄厚的决策者,宗教领袖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武装的支持,还拥有强大的关系网、畅销的报纸和媒体的支持。该群体中虽然有人指责伊朗和“P5+1国家”达成的有关人权和叙利亚问题的协议,但这依然符合伊朗共和国合法反对框架的要求。他们是传统的“民主”反对派,并且,目前最高领袖也并未明确支持信任鲁哈尼总统。

“独立派别”构成了目前议会的核心(也是议会最弱势的部分)。他们是当地议员同时还是政策制定者,但他们并不支持任何一方“极端”派别(改革派或激进派)。在2012年的政治生态中,他们选择反对伊斯兰强硬派(抵抗阵线)这条政治道路,甚至还反对与最高领袖关系密切的保守派统一战线(Motahed)。他们中的多数都强烈支持“克制”和“对话”的新政策。这些“独立派别”都支持对外开放但同时又奉行伊斯兰文化价值观,支持伊斯兰政权政治网络,都是新兴中产阶级的优秀代表。

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伊朗下届议会选举能否产生一个能够维持和支持伊朗对外开放现状的政治团体。一个积极和强大的议会多数票支持,对于伊朗新经济和政治政策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在伊朗核问题协议达成后,这也会让国际社会更愿意解除对伊经济制裁。

如果伊斯兰强硬派在2017年议会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那么伊朗国内外危机仍将继续。但如果改革派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强硬派的激烈反对以及实力强大的伊斯兰反对派组织和机构的支持会导致伊朗国内社会和政治持续动荡,因此这种糟糕的局势仍有可能发生。

对于伊朗伊斯兰议会中的“独立派”议员来说,地方和国家利益远超意识形态和信仰。他们可能会追随任何一个能与他们达成重要共识的新兴势力或领导人。但谁能领导一场兼顾伊朗国家利益和伊斯兰价值观,同时还能保证伊朗对外开放的政治运动呢?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自成立之日起,议会就扮演着支持或挑战政府权威甚至是最高领袖权威的重要角色。如今,如果议会想要在各方共识中取得领导地位,就不得不考虑政府的意见。下届议会将不得不(也可能拒绝)批准《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该协议是未来实现中东稳定的重要一环。决定权并非仅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一人之手。无论如何,当务之急是谈判各方在核问题上达成共识,这才能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伊朗未来的局势不仅掌握在伊朗政府的手上,还有美国和P5+1集团。
 

伊朗经济展望

比詹·凯杰普尔,管理合伙人,阿提耶国际

专家们认为,在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8年的大搞民粹主义和错误的经济政策指导下,伊朗深陷经济危机不能自拔。截至2013年3月20日,伊朗上一财年经济负增长率达5.8%。8月新政府上台时,国内经济现状仍存在许多不平衡。然而,如下所说,新政府将设法转变这一被动局面,尽管实现新的经济出现平衡仍需几年时间。

经济概况

下页图表总结了一些关键的经济指标,包括对2014年3月21日起新一财年进行的经济预测。
如图所示,伊朗经济已走出停滞阴霾,并将在新一财年中以3%的速度增长。但这并不现实,高通胀和高失业率然将存在,燃料价格近一步走高,特别是在财政补贴改革的第二阶段,这种情况直到伊朗新年假期收假后(四月初)才会结束。尽管存在如上消极现象,但伊朗经济仍能产生贸易顺差,这也是支撑伊朗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显然,要想完全释放出伊朗经济的潜能,必须近一步取消对伊制裁,特别是解冻国际银行中被冻结的伊朗资金。目前,伊朗新政府遇到了极具挑战性的经济形势。

2014年3月5日,伊朗财政与经济部部长阿里·塔列巴尼(Ali Tayebnia)在专家大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伊朗现如今已深陷经济危机,他强调,关键复杂之处在于其经济在通货膨胀的同时下还伴随着高失业率以及财政预算赤字的情况。他承认2013年伊朗通货膨胀率曾高达42%,在紧缩性财政政策下正不断降低。他还说道,伊朗现在已经达不到20年远景文件(也称展望2025)计划的指标。“由于过去几年经济不断衰退,伊朗要想在2025年达到当初设定的经济增长以及创造就业目标,每年必须维持11%以上的经济增长率。”伊朗历1391年(截至2013年3月20日),资本形成率下降达32%,概括而言,伊朗各行业经济面临全面衰退(农业除外)。

随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由于上一届政府管理不当而造成的一系列问题。比如:“未完成的政府项目承付款项”达4000万亿里亚尔(按现行官方汇率计算约1600亿美元)。与此同时,塔列巴尼称,津贴改革支出并不具备可持续性:政府每年额外财政收入仅280万亿里亚尔(约112亿美元),但救济金现金支出就达400万亿里亚尔(约160亿美元)。上届政府的另一大失策就在于其“庞大的”社会住房项目,该项目不仅成为政府的重要负担,而且还使240万户家庭陷入付了钱却拿不到房子的困境。

在同一场讲话中,塔列巴尼表示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控制通货膨胀将是本届政府工作的侧重点。他还说道,出口导向型私营企业增长是创造就业并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手段。

在如何引领伊朗经济走出现行危机的辩论中,二月,伊朗最高领袖发布了一条政令,即“建设抵抗型经济纲要”。仔细研究这些政策之前,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策略的形成背景:2012年,为抵御外界新一轮的对伊制裁,伊朗开始制定这一策略。一方面,为抵御外界越发密集的制裁,伊朗提出了要建设“抵抗型经济”这一概念。除了作为革命性术语(比如“伊斯兰文化”这种),这一政令也可看作是伊朗当局勾勒出的一张国家经济改革及自由化的蓝图。实际上,这一政令中包含许多进步性的目标(最初来自于展望2025文件),比如:要建立“知识型经济”,“促进创业公司发展”政策以及“在强化生产力要素时着重强调提高效率”,“建立食品及药品安全管理机制”以及进行“国家金融系统全面改革”。

这样,该政令可看作是为新政府进行必要的改革而建立的平台,特别是提及关键问题时,比如:“政府规模的合理化”,“提高每年对国家发展基金的投入”,“鼓励发展透明而健康的经济”以及“杜绝腐败滋生”问题。实际上,如果该政府能够利用好该政令所营造的良好发展势头,全面提高国家商贸环境,为激发私营经济活力打下基础,伊朗经济恢复的可能性确实能够有所提高。

经济展望

在对关键经济指标做出谨慎乐观的展望之前,对伊朗未来局势做出一些基本猜想也很重要。笔者认为伊朗经济会从艾哈迈迪-内贾德时代失败政策中恢复过来,但恢复到正常经济状态需要3到4年的时间。可以想像将来一定会有全面的协议达成以解决僵持的伊朗核问题,但即使签署了相关文件,外部制裁仍需2年才能得以完全取消。此外,建设“抵抗型经济”政令将为伊朗经济改革铺平道路。

基于上述猜想,我们可以着手展望2020年前伊朗发展情况:

经济增长:在未来几年内,伊朗的经济将会适度发展,将保持每年3%到4%的经济增长率,当然经济的发展需要建立在合理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基础上。一旦外部制裁被解除且获得国外的高水平投资,伊朗每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会提升至5%到6%。然而,伊朗更高水平的发展将受限于其薄弱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由此引发的难以吸引外来高水平投资。

通货膨胀:该政府已有效控制住通货膨胀。但是由于补贴改革以及必要的经济调整,通货膨胀的影响将继续一段时间;最终将稳定在每年10%至15%的水平并有下降趋势。

失业率:由于私营经济活动不断增多,就业情况将得以改善。然而,受人口,补贴改革以及私有化影响,失业率不会骤降。2015年至2020年的失业率下降趋势利好,预计可达10%,部分原因是这一阶段进入市场找工作的人较少。

汇率:短期之内,美元兑伊朗里亚尔汇率值将固定在1美元兑30000里亚尔左右,可以预见的是,5年内,为避免受该国出口贸易压力影响,汇率调整需要按通货膨胀差异来进行。因此,2015年至2020年间其汇率将以每年5%的速度下降。

国内生产总值构成:服务业在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中占首要地位(约占伊朗GDP的50%),油气行业第二,占GDP比重为20%-23%。考虑到该国工业以及采矿业活动将逐步提升,预计工业以及采矿业所占比重将提高到20%,油气工业占20%,农业占15%,服务业降至45%。

经济所有制:2005年,国营经济占伊朗经济比重的50%。然而,通过资产私有化,政府所占经济比重将会逐渐下降,这一过程中,受益最多的就是半国有经济部门以及合作制经济部门。这一趋势将会延续,可以预见的是,到2020年,国有经济将占据GDP的25%,半国有经济占40%,私营经济占25%,合作制经济占10%。
 
 

总结

目前,伊朗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时刻。外部制裁撤销以及大量合理的经济金融政策的出台有望使伊朗经济回归正轨,拥有积极的经济发展前景。然而,我们不必期望伊朗经济能够迅速恢复,不仅因为伊朗现在的经济危机比较严重,而且经济高速增长将产生诸多社会及政治问题,在像伊朗这样的政治格局里很难解决。换句话说,伊朗经济的恢复不一定能解决因民生问题引发的民粹主义浪潮问题。
伊朗经济恢复所有迹象都表明新政府明白如何制定与实施可持续性政策;然而,这些政策能否成功将取决于制裁撤销速度以及伊朗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程度。
 

对民主的期望

罗伯特·托斯卡诺,前威尔森中心公共政策研究员;跨文化基金会主席;前意大利驻印度大使(2008-2010);前意大利驻伊朗大使(2003-2008)

直到不久前,对民主的讨论在伊朗被看作如科幻片一般不切实际。哈桑·鲁哈尼竞选总统以后,事情似乎变得不一样了——至少从文学题材来看,似乎从科幻小说变成了惊悚小说。
同时,局势一下子变得充满希望但又不那么牢靠,很难在理性而又可靠的假定下做出任何预测。因此,我愿意冒着人格分裂的危险从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两个角度来阐述这个问题。

乐观主义者观点

伊朗公民非常希望伊朗能像“正常国家”一样 ,一个不分裂,不是一个被世界抛弃,被视为极度危险的国家,而是一个经济现代化,政治上受尊敬的国家。同时,他们也知道,伊美关系一天不正常化,这个目标就一天不能实现。在伊朗国内,人们有着很多理由对美国不满(从1953年英美支持的倒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sadeq)政变到现在的各种外部经济制裁),然而令到伊朗的游客,特别是到伊的美国游客吃惊的是,这里并没有普遍的反美情绪,相反是一种对美国很感兴趣甚至是友好的情绪。(更令人吃惊的是相较于反美情绪在伊斯兰世界的广泛存在,从巴基斯坦到埃及,甚至连现在俄罗斯民众都有这样的情绪。)鲁哈尼(Rouhani)竞选成功在于其支持者中和了改良派以及中间派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现在的伊朗政府可以说是一个联合政府,一个大联合政府,仅反对一些政权内及反政权的激进分子。因此,比起以前的穆罕默德·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政府,鲁哈尼政府的政治基础更宽广,也更坚固,而前者尽管赢得竞选但却很快不仅在政权内部变得弱势,而且在国家事物上也变得弱势——很显然没有准备好走上一条对外加速开放以及对内政治改革的道路。

对于鲁哈尼政权及其政治实验是否靠谱,伊朗国内还存在许多质疑。一些人甚至称他为“一只披着羊皮的狼”。有一个事实能够推翻这些质疑,那就是,很多哈塔米政府时代活跃在人们视线中重要而称职的绝对温和改良派官员---后来在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执政时(多转向伊朗或国外担任学术类职位,或者做一些非常微小而又很边缘的工作)---现如今再次回到实权政治职位。

过去,核问题曾是伊朗与美国及全世界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阻碍,现如今已演变成实现其民主目标最坚实的一步。这个最主要的障碍变成了最具希望的机遇。伊朗从未成为一个神权政治体系,而是集民主、神权政治、独裁主义、寡头政治为一体的混合制。那些想让伊朗成为民主化、多元化国家的人一般都会将神职人员看作这一进程中最大的阻碍。甚至当2005年艾哈迈迪-内贾德第一次当选伊朗总统时,一些自由主义人士表示他们希望自己成为非宗教人士甚至反宗教人士,那样的话他自己至少不会成为宗教人员。如今,尽管看起来更可信也更有前景,受众颇多的伊朗什叶派也很可能重返一种对教义更加传统的理解。就像伊拉克,那里的宗教信仰是一种政治因素,而且大阿亚图拉阿里·西斯塔尼施加了确确实实的政治影响,但那里没有人接受阿亚图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的“政治神学”,即“法基赫”体制。在伊朗的公共场所,宗教依然不会消失(不会回到礼萨汗时期的“世俗主义”),但也不会再统治伊朗。这种类型的宗教,不再是“法基赫”监护体制那种宗教,可以与民主兼容。
文化在伊朗的政治大背景下也非常的重要,伊朗消息(据一个从当地艺术家及知识分子那边听说的人称):伊朗民主进程已经有了重大而颇具前景的开端。
 

重建美伊关系之后,伊朗将把重点转向何处?

从很多方面来看,核协议不单是一纸协议,它关乎伊朗未来,因此伊朗已重新权衡其外交战略。

首先,对外交政策的重新权衡反应了地区局势的变化,以及美国在中东和南亚角色的改变。2003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首先运用“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表示由德黑兰、巴格达、大马士革和到黎巴嫩组成的弯月形区域。这一区域对“我们”许多盟友都形成了挑战,也打破了区域力量的平衡。

 但自从美国在2011年从伊拉克撤兵并于2014年从阿富汗减少驻军,伊朗发现地域力量发生了变化——基地组织或者塔利班有可能卷土重来,瓦哈比派的影响日益增大,沙特阿拉伯与南亚及阿拉伯世界结为同盟。伊朗认为萨拉菲主义正在将它包围,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伊朗思考的方式。伊朗不再视美国为它的威胁或者对其利益构成挑战。相反,现在伊朗认为美国与它正遭遇相同的国家安全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和伊朗将在不久之后就会成为朋友,但是就如一句古语所说: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所以伊朗正在仔细审视其周围环境。在这一点上,伊朗本届政府比前届政府具有更广阔的视野。

第二个原因与伊朗处于经济战略调整期有关,同时伊朗政府管理不善、腐败和日益增加的经济两级分化使得伊朗需要签订协议,这些因素比经济制裁本身对协议的达成的作用都大。制裁虽对伊朗是个问题,但在两伊战争中伊朗曾面临更严峻的问题。那时,每个人都饱经困苦。但现在,两级分化的情况让人们对管理不善与腐败问题十分恼怒。在德黑兰,保时捷经销商不需要担心车辆的销售,即使是价值30万美元的“保时捷911”也可以轻松卖出去。两级分化的问题在迈赫尔住房项目的余波中更是体现出来。这个项目是伊朗内贾德总统“民粹主义经济计划”的核心,致力于为民众提供住房,但由于资金问题最后成为一场灾难。今天的伊朗正面临两级分化的巨大压力,一边是巨大的财富,一边是尚未解决的贫困问题。
伊朗现在需要投资,因此它需要改善与外界的关系。因此其对外交往战略的重新权衡与其改革的任务也有关系。让人十分惊讶的是这一改革的外交政策从先期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变为了“东西方共进”政策,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想重建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的对外关系,而是他们迫切需要经济合作伙伴。
 

第三个原因是伊朗希望在未来继续与外部世界产生联系——但还是与美国有较少的联系——因为在伊朗看来它在战略方面是被孤立的。伊朗认为在其边疆地带有大量的少数民族。从宗教方面来看,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中是少数派。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与外部世界联系方面,伊朗在身份认同上都颇感孤立。也正因为它认为自己所处境地特殊,其制定政策的态度与方式都很特殊。但同时,在许多方面,伊朗对全球化理解成都比临近的阿拉伯国家甚至南亚国家更为深刻,他们希望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部分。
 

第四个促成这次伊朗对外开放的原因便是伊朗人的现实希望。现在大部分伊朗人都是在改革期间出生,也就是说大部分政治投票人都是在改革期间出生。他们并没有像父辈那样——反对王权或者支持革命。从2013年大选就可以看出来,他们的生活目标都很现实。目前伊朗公众的情绪也可以从宗教人士支持鲁哈尼改革举措的事件中反映出来。

第五个因素便是伊朗的目标很实际。现在伊朗希望能够解除一些制裁,而不是结束所有制裁。伊朗很清楚其他因指责其支持极端组织和践踏人权而强加的制裁并不会因什么协议而取消。因此,它的目标在于消除布什政府时期对其的制裁。同时,伊朗也知道对制裁的解禁并不会一夜之间实现,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的政治精英们向来政见不一,分属不同的政治派别,大体可以分为两个改革派,两个保守派或者说强硬派。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中都会有激进派,也都有温和派。哈桑鲁哈尼总统希望以温和方式处理,但激进派有可能会反对。
最后,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伊朗最高领袖,这个在伊朗政治体制中拥有最大权利的人是否下定决心。现在,他已经促使这一过程持续向前。谈判小组已向伊朗总统详细汇报了与六国谈判的情况。据报道,其中只有部分议题他十分关注。
 
  
  谈判的底线在于核协议具有真正的前景,但很大可能是前景有限。伊朗的目标并不在于提升与美国的关系,而在于提升世界地位、改善经济并为未来发展创造可能。伊朗在核协议之后的下一步计划预计会是改善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伊朗对什叶派与逊尼派间不断加深的隔阂深感担忧,这种隔阂达到七世纪两派分裂以来的最高点,同时由于这一问题已波及全球。在过去,两派间的紧张关系仅是地区性的或者区域性的,但是现在这种隔阂已在整个伊斯兰世界传播开来。伊朗希望能够防止伊朗与其他国家的隔阂进一步加深。

因此,我认为我们不应该认为伊朗核谈判进程仅是为了打破制裁或者是结束制裁、亦或仅是为了获得国外投资。接下来,鲁哈尼很可能将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阿拉伯世界。也因此,美国不应该认为在接下里的四年中美伊关系会有所改善,伊美之间不太会有比伊核协议更切实的交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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